与此相比，若说大、小二戴的《礼记》是属于今文学派的，那么汉代刘向（前七十七年至前六年）的《礼记》辑本则是古文学派的代表。据《汉书·艺文志》记述，有《记》（即《礼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七篇，上述各篇可能都是刘向《礼记》的辑本来源。据研究显示，就成书时间而言，大戴《礼记》可能成书于宣帝中期，小戴《礼记》约成书于元帝永光四年至五年之间。至于成帝末年，始有刘向《礼记》问世。 []

众所周知，今、古文经在两汉经学上一直纠结不清，关系复杂，而上述的三种《礼记》辑本，虽然在材料选编和篇目订定上都各有取舍，互不相袭，但是三者都可以说是今、古文经“互动”的“混合体”。以对古文《礼记》的吸收为例，三部《礼记》中，刘向最为积极，他辑录了二百零四篇古文经，戴德次之，戴圣最少，仅从古《礼记》二百余篇中选取了四十余篇，然而，比较大小戴与刘向三家整合《礼记》的做法，可以看出其中的分歧并不是今古文经学的分歧。 [2] 到了东汉，大、小二戴的《礼记》垄断了官学的位置，但据《后汉书·儒林传》所记，官方今文经的传人颇多，唯独今文系统的大、小二戴《礼》学的传人“不显”，未记名氏，由此可见，大、小二戴《礼》学在东汉时已逐渐衰微。

不过官学毕竟是官学，小戴《礼记》（下称《礼记》）早已有人研究或作注疏，据《后汉书·桥玄传》记载，戴圣在世之时，弟子桥仁已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其后，马融（《礼记注》）、卢植（《礼记解诂》）等都对《礼记》进行注解。当然，东汉末年郑玄的《礼记注》是至今仍然完整保存的《礼记》最早注本。除了曹魏至西晋时王肃的《礼记》三十卷被立为官学，郑玄之学曾一度被压抑之外，郑氏的《礼记》一直为学者所宗。至南北朝时期，义疏之学兴起，是时南朝皇侃（《礼记义疏》四十八卷），北朝熊安生（《礼记义疏》三十卷）均以为郑注《礼记》作义疏而闻名。皇、熊二氏之《礼记义疏》开唐人注疏之先河，唐太宗时期，国子祭酒孔颖达（五七四至六四八）奉诏考订《五经》，把《礼记》（《小戴礼记》）与《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氏传》并举，撰写成官方经学教科书《五经正义》。自此，《礼记》正式跻身“经”的行列，而且广受天下读书人的欢迎。又因孔氏宗郑氏之学，又好南学，使郑玄之学得以彰显，不过其他注本皆不传。

汉唐以后，研究经学的风气渐变。赵宋一朝，研究《礼记》的不再恪守郑注、孔疏，而着重作义理的解读。宋代治《礼记》之学最力者为南宋人卫湜，他的《礼记集说》共一百六十卷：“采百四十四家《礼记》”之说 [3] ，保留了汉至南宋以来诸家学说。到了元代，又有吴澄的《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和陈澔的《礼记集说》十卷，后者于明代永乐以后为科举取士之经则。至于明代，研究《礼记》者多附会之说，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为黄道周的《礼记解》五篇，此书多指辩郑玄之说，驳难前人之学，颇有宋学遗风。

迄至清代，经学大盛。对《礼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礼记》部分篇章做深入研究，如黄宗义的《深衣考》一卷；二是对杂见于礼经总义和经书考证的著述，如李光坡的《三礼述注》；三是对《礼记》全书进行整体研究。如王夫之的《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六十一卷、朱彬的《礼记训纂》四十九卷，而孙、朱二人之作可以说是清代《礼记》研究的代表作，前者较后者更为人所津津乐道。

到了近现代，比较有影响力的《礼记》研究有：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王文锦《经书浅谈》，二者不仅对《礼记》四十九篇作出了分类，而且又划分了内容。王梦鸥的《礼记今注今译》、杨天宇的《礼记译注》、钱玄的《礼记（注译）》、王文锦的《礼记译解》等，都对《礼记》一书作详细今注，并载有白话译文。而近年丁鼎的《礼记解读》虽然只在《礼记》中选了二十四篇进行解读，但其导言部分对《礼记》的学术价值、成书、各篇编者和写作年代、各篇的篇名、内容及分类，以及《礼记》学的发展和演变均有记述，实是研究《礼记》的一本入门书。当然，若欲一窥《礼记》之风貌，则胡平生、陈美兰译注的《礼记·孝经》可谓是不二之选。

从象牙塔内观之，从来《礼记》研究多专注于由“记”看“礼”：集中关注成书年代、篇目编次与考订，探讨“记”的文学、哲学蕴涵的主题，或专注于由“记”证“礼”，即利用“记”文印证考古发现的真伪。 [4] 近年，《礼记》的研究进入了新里程。例如林素玟曾试图构建《礼记》“整全一贯”的美学思想 [5] ，又尝试从“神圣空间”对身体的审美治疗价值切入，建构《礼记》的“审美治疗”理论。 [6] 此外，又有学者从神话学的角度，探讨《礼记》里中国神话式历史叙事与文化编码如何规约礼制文明的文化叙事。 [7]

但作为中国的礼学“经典”，《礼记》又岂只会是象牙塔的“恩物”。从来，“经典”总是离不开不断被“阅读”和“诠释”的过程。随着时代洪流的冲刷，“经典”既负载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又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