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在韩非看来，“法”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君主给臣民们的规定—哪些不能做，做了要受惩罚；哪些应该做，做了会得奖赏。只有人人都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完全按照职责规定的范围行事了，如果因罪受到惩罚，也不要怨恨君主，如果因功受赏，也不要对君主感恩，那么，臣民个个都在忠于职守，而“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守道》）。

以“法”治国的确是一件于君于民皆十分有利的事情，但这个“法”—“刑德”的标准该如何制定呢？这就涉及一个立法原则的问题。韩非认为，根本的原则就是要“因道全法”，即要根据客观的规律制定法令：

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大体》）

例如，人的本性都是“自为”—即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外储说左上》）“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备内》）顺应这样的人情、天理去立“法”，所以韩非就特别提出君主的立法一是应合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夫为门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进，乱之所以产也。”（《外储说左下》）二是不应为人的主观意愿或好恶、情感所左右，特别是应防止奸臣劫弑君主、篡夺君权的各种“奸术”—“备内”。又如，君主立法“因道全法”，而“道”的特性是“不同于万物”的。“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这就是说，“法”的内容应显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他的独裁的合理性。再如，自然界春生秋杀，人类社会亦应是，“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所以“圣主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守道》）。具体来说，法令要像自然界的春秋一样“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八经》），起到繁荣和萧杀的作用。又由于人性自私自利的贪欲太重，故君主在立法时应“重刑少赏”（《饬令》），他认为：“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

与此同时，韩非还认为立法应因时制宜，因时变法：“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因而圣人立法“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立法一定要适应时势的需要，韩非在《心度》篇说：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治变。

另外，韩非还提出了立法应力求详明而又“易见”、“易知”、“易为”等原则，以便于实行“法治”。

有了这些立法原则，制订出完备的法律，但这还不够，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执“法”。韩非认为执“法”时，一是要一视同仁、不避亲贵，二是要信赏必罚，严格谨慎。《有度》篇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饰邪》篇说：“当魏之方明《立辟》、从宪令行之时，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强匡天下，威行四邻；及法慢，妄予，而国日削矣。”“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内储说上七术》说：“是以刑法不必则禁令不行。”都在说明赏罚严明的意义。但是，如果仅仅就执“法”而论执“法”，还不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韩非法治思想的特点在于他认为“徒法”而无“术”、“势”与之结合，就不能真正成功地实行法治。韩非说，如果君主只是行“法”，“然而无术以知奸，是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定法》）商鞅于秦孝公时在秦国实现的变法就是如此。而如果只有“法”和“术”，没有“势”也不行：“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功名》）“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难势》）“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外储说右下》）所以，“法”、“术”、“势”一定要相互配合运用：“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八经》）；“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