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私学教学内容中宗教成分较少他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

孔子私学教学内容中宗教成分较少，他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淡漠态度，这是一大特点；但孔子私学教育内容中涉及生产技艺和理论性的自然知识的研究和传授也较少，这又是一大特点。在孔子私学中，自然只是作为类比逻辑中的借喻物，没有成为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对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形成了轻自然、斥技术的传统，学校教育与科技相脱节，学校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都排斥科技知识，这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人性、人格与德治

孔子一生抱着培育人才和追求崇高道德理想的愿望，在私人自由讲学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道德教育经验，形成了一套道德教育思想体系和道德教育的原则方法。

孔子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他的人性论与德治论。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们的性情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后天的环境与教育——习染不同，人们的道德品质便渐渐地相距很远了。既然道德品质是靠后天培养而成的，那么就应该注重学习道德规范与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如果不进行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人们就不能真正形成好的品德，即使已经形成了仁、智、信、直、勇、刚等各种好的品德，如果不继续接受道德教育、坚持道德修养，这些好的品德也会分别地产生愚、荡、贼、绞、乱、狂等种种弊端，造成种种不道德的后果。

孔子主张的“德治”，就是用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用他的话说：“为敢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育来治理国家，就象北极星一样处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环绕着它，以此比喻施行德治的国君将受到人民拥戴。孔子还说，如果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用刑法来约束，老百姓只能是勉强克制自己而免于犯罪；如果用道德教育来治理，用礼节来约束，老百姓不仅知道廉耻，而且民心也归服。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只有民心归服，这个国家才能立得住。在孔子看来，道德教育的价值和作用是巨大的，只要抓紧道德教育工作，国家就能治理好，社会自然就会安定，否则，社会就要发生动乱。

孔子在教育中坚持先德育后智育、智育为德育服务基本原则。为了实现“德治”的政治目的，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使人们形成完善高尚的人格，成为圣人君子。他把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当作圣人君子的首要条件。他说：“君子怀德”。君子所思所追求的就是道德，只要君子专心致力于此，仁道之德也就由此而产生。什么是仁道呢？那就是孝悌忠信，若有多余的精力，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认为首先是道德教育及其实践，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孔子并不完全忽视文化知识对道德教育的影响，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仁德的人安于仁，有知识的人利用仁，因为智者认识到道德对他长远而巨大的利益，他便实行仁德。孔子还说：“未知，焉得仁”？没有知识：之化，怎么能够算是仁呢？由此可见，孔子主张道德教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知识教育主要也是为道德教育服务，他是把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统一起来，作为同一过程和同一目的来对待的。

道德教育应和自身的道德修养相结合。孔子认为自觉地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即是守“礼”，在自我意识上积极修养以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就叫做“仁”。“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概念。因此，孔子在道德教育中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的道德思想体系，是以“孝怫”为根本，以“礼”为规范，以“忠恕”为一贯，以“中庸”为准绳。道德修养则是个人终生不息的自觉的进取。他说：我岁有志于学问；岁懂得礼仪，说话做事都有把握了；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致迷惑了；岁懂得天命；岁一听别人的言语，便可以分别真假，判明是非；到了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自然地不越出规矩。这一过程是指他个人从确定志向，经过继续不断的修养、学习，使他的思想行为和感情，达到高度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的过程，也表明了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终身性、长期性和阶段性。

孔子还认为，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过程是知、情、意、行四者有机结合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所谓“知”，即对道德的认识。孔子强调学生要“知德”、“知仁”、“知礼”、“学道”、“适道”，即对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认识，对社会行为的是非、善恶有分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