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把北伐的旗帜摇得呼呼作响，已在鼓吹北伐，给朝廷诸公施加了

桓温把北伐的旗帜摇得呼呼作响，已在鼓吹北伐，给朝廷诸公施加了很大压力。永和五年（349年），后赵的石虎死了，北方大乱。大批北方百姓南迁投奔东晋，后赵的寿春守将也投降了东晋。民间北伐声音大增。桓温抓住时机大造舆论，还主动进屯安陆。他准备如果东晋朝廷不北伐，他就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朝廷的北伐压力实在太大了，又不愿意让桓温把北伐的首功抢走，建康方面出面组织了一次北伐。

这是东晋朝廷出面组织的第一次北伐。北伐军的兵力很少，只有3万人（桓温还带甲十万呢），可见朝廷并非真心要收复中原。北伐的统帅是晋穆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褚裒是一代名士，当大都督打仗却很外行。当时中原的形势很混乱，大批民众携家带眷南下。褚裒最明智的做法就是组织南下的百姓，让他们做向导，直捣后赵的巢穴邺城。可惜褚裒指挥的北伐军却以接应南下民众为主，纠缠着南北边界各个城池的得失。结果让处于劣势的后赵从容组织了军队反扑。代陂一战，北上接应民众的东晋部队全军覆没。褚裒忙从彭城退到广陵。寿春的东晋将领听说统帅失败，竟然吓得烧掉军需毁掉城池南逃。北伐就此失败。南迁的百姓最悲惨了，要么被东晋北伐军掳掠到江南做了奴役，要么被后赵政权掠回北方，要么在淮河两岸陷入绝境而死。褚裒败退后，惭愧不已，很快在京口（今镇江）郁郁而终。

褚裒死了，东晋朝廷还是需要把北伐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找谁来主持北伐，对抗桓温呢？褚裒生前推荐了殷浩，朝廷征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上疏推辞，朝廷就继续征召他，一直持续了四个月，殷浩才答应上任。

这个殷浩架子这么大，到底是谁呢？殷浩也是当时的名士，精通《周易》、《老子》，善于玄言，名望极高。一般人都把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同时，殷浩一再推辞官职，反而让他名望越来越高。他的名言是“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朝廷一再给他官做，庾亮、庾翼北伐时也征召他，殷浩全都拒绝。他称疾不起，屏居墓所，将近十年之久。桓温灭蜀后，威势高涨，朝廷忌惮他。当时在朝堂上主政的是司马昱，他想借助殷浩的盛名对抗桓温，就树立殷浩为扬州强藩，与荆州的桓温抗衡。

殷浩任职前也高喊北伐口号，说得头头是道。他上任的时候恰好是冉闵称帝，北方混乱加剧的时候，正是北伐的好时机。朝廷就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主持北伐。殷浩也意气风发，向朝廷汇报了北征许昌、洛阳的计划，组织了阵容庞大的北伐团队。但是探究殷浩的关键措施，无非两条：第一条是引诱前秦的大臣和将领，招降纳叛，希望能够乘虚而入；第二条是利用投降东晋的胡族力量，主要是羌族姚襄的力量，让他们当炮灰打前阵。前秦苻健一度杀戮大臣，侄子苻眉自洛阳西奔，殷浩误以为前秦内部乱得一塌糊涂了，上奏请求进屯洛阳，修复西晋皇室园陵。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甚至请求卸任扬州刺史，专镇洛阳。后来证明前秦并没有内乱，相反却是投降东晋的将领张遇降而复叛，打败了谢尚的晋军。殷浩主要依靠姚襄的羌族军队，却不信任姚襄，老想吞并这支部队。殷浩将姚襄部队迁徙驻地，又派人监视。姚襄也不是真心投降，一度杀害友军壮大自己，殷浩也不能制止。在进军途中，姚襄叛变，在山桑这个地方伏击了东晋大军。殷浩原本就没想利用自身力量实打实地北伐，听说姚襄造反了，吓得抛弃辎重南撤。北伐军的器械物资都被姚襄所掠。撤退途中，东晋逃亡的逃亡、投降的投降，损失惨重。殷浩北伐也以惨败告终。

客观地说，北伐的失败并非殷浩一个人的错，根子在东晋朝野压根就没有真心北伐，并没有动员主力、投入血本北伐。但北伐失败的责任必须有人来承担。纸上谈兵的殷浩就成了替罪羊。尤其是桓温，早就要搬掉殷浩这块碍脚石了，连续上书痛斥殷浩误国，要求严惩。朝廷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押往浙中安置。

殷浩狼狈下台后，恢复了名士做派。他口无怨言，每天就对着空气写“咄咄怪事”四个字。后来，桓温掌权了，想招殷浩担任尚书令，写信告诉他。殷浩喜出望外，回信接受并表示感谢。为了写一封完美的回信，不在心中留下任何差错，殷浩修改了无数遍，把信装进了信封又拆开修改，前后拆封数十次。谁料，最后信封中空空如也，他竟然忘记塞入信件，发了个空函给桓温。桓温大怒，殷浩复出的事也就告吹了。由此可见，殷浩并非什么淡泊名利的名士，而的的确确是个醉心名利又空谈误国的假名士。永和十二年（356年），殷浩死在了贬所。

三

褚裒、殷浩先后失败，东晋再也没有理由压制一直叫嚷着要北伐的桓温了，索性将北伐重任授予他。至此，桓温掌握了北伐主动权。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兵分两路，他亲率步骑4万余出湖北，命令梁州方面出秦岭。桓温在蓝田、白鹿原连续击破氐族苻健的军队，推进到长安郊区的霸上。苻健拒守长安城。第一次北伐可谓旗开得胜，政治影响巨大。关中百姓“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一些老年人感极而泣：“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官军！”

桓温的成功也反衬出之前东晋历次北伐的战略不当。首先是缺乏协同作战，之前的北伐不是从东边渡淮河向河南、山东，就是在西边出湖北，从来没有东西联合作战（因为东西的扬州、荆州属于不同的世族势力范围）。其次，既然没有协同作战，自然也就不能整合军队和物资了。如果褚裒、殷浩等人的军队能够和桓温的荆州军队联合起来，相信成效会更大。说到整合资源，桓温的北伐依靠的仅仅是荆州的物资，经过两场恶战，推进到长安城郊后，北伐军的后勤供应出现了问题。桓温就在霸上停顿了下来，一边等待后方的军需运达，一边抢收关中地区的春麦作为军粮。关于桓温为什么没有乘胜追击，还有其他的解释。比较可信的说法还有桓温这时候已经有了谋逆自立的野心。他想借北伐来揽权立威，并非要真心收复失地；第二个说法是桓温看到前秦在关中的统治并不稳定，想在霸上坐等前秦内乱，然后乘虚而入。而最大的可能是，桓温驻足不前可能是以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遗憾的是，前秦并没有内乱，北伐军在抢收春粮上也输给了秦军。秦军收走了粮草，对北伐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桓温粮秣不继，被迫撤返襄阳。第一次北伐失败。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北伐的目标是叛晋的姚襄势力。叛晋后，姚襄一度游离在前秦和前燕之间，盘踞在河南洛阳、许昌等地。桓温北上击败姚襄，收复了河南地区。其中西晋首都洛阳光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桓温大做政治文章，建议“还都洛阳”，并建议南迁的世族大家们返乡。他这么做是有私心的。洛阳在桓温的控制之下，让朝廷和达官显贵们都迁徙到洛阳来，不是重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旧戏吗？建康的达官贵人们激烈反对桓温的建议。当然了，“还都”的建议也是一面不能驳倒的道德旗帜，达官显贵们就从其他方面入手。首先，他们质问桓，温能否守得住洛阳？如果等朝廷迁入洛阳，洛阳却失守了，不是要再来一次“永嘉之祸”吗？其次，他们说百姓南迁已经半个世纪了，早已在南方安家生根，强迫南迁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就在东晋朝臣的相互猜忌和扯皮之际，前燕慕容恪、慕容垂领兵进攻河南。许昌、汝南、陈郡等地失守。洛阳守将陈佑以救许昌为名南逃，留沈劲的五百人守城。沈劲是王敦死党沈充之子。沈充背负叛逆的恶名，沈劲引为终身憾事，如今以区区五百人坚守洛阳非但不怨天尤人，反而觉得是以身殉国、挽回家族名声的良机。洛阳很快被前燕攻占，沈劲全军覆没，被俘遇害。慕容恪知道实情后，很后悔杀死了沈劲。至此，桓温的第二次北伐的成果全部丧失了。

其间，东晋经历了一次皇位变革。361年，晋穆帝司马聃病逝。堂兄司马丕被推举为新皇帝。司马丕是晋成帝的长子，原本早就有希望称帝了，结果因为庾氏专权的需要被闲置了。他苦等晋康帝、晋穆帝两个皇帝都死了，才坐上本属于他的龙椅。司马丕就是晋哀帝。桓温因为功勋卓著，被晋哀帝加封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桓温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让兄弟桓豁领荆州刺史，桓冲任江州刺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至此，桓温成了东晋最大的实力派。除了长江最下游的部分郡县外，中下游军政大权都落入桓氏之手。